第446章 严嵩坏人（第2页）

    我不禁感叹：“制度的缺陷和财政的混乱，确实给了严嵩贪腐的土壤。
    那从权力异化的角度，又该如何理解严嵩的行为呢？”
    大师目光深邃，说道：“这要从嘉靖帝的统治说起。
    嘉靖帝2o年不上朝，通过‘票拟-批红’体系操控朝政。
    严嵩抓住机会，创造了‘青词政治’，把宗教仪式变成了权力通道。
    内阁辅在这种情况下，实质上成了皇权的白手套，自然就有了寻租空间。”
    我追问道：“除了皇权的因素，还有其他方面导致权力异化吗？”
    大师回答：“当然，士大夫集团的结构性溃败也是重要原因。
    16世纪的科举制造就的官僚体系出现了‘逆淘汰’现象。
    像正直官员杨继盛，年俸连基本的养廉都不够；而攀附严党的人，只要花‘买官银’，比如知府5千两，就能快晋升。
    155o年庚戌之变时，兵部尚书丁汝夔因为隶属严党，不敢调兵，这就充分暴露了军事系统的腐败。”
    我思考片刻后说：“感觉严嵩的贪腐不是个例，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历史逻辑。”
    大师点头表示赞同：“你说得很对。
    黄仁宇在《万历十五年》里指出，‘道德代替法律的统治，终将导致整个文官系统的双面性’。
    严嵩现象本质上是绝对皇权下‘合法伤害权’的变现过程。
    从张璁到严嵩再到张居正，辅权力越大贪腐越严重，这印证了孟德斯鸠‘权力导致腐败’的论断。”
    我感慨道：“没想到严嵩的背后隐藏着这么多历史的必然。
    那从当代视角来看，严嵩的这段历史有什么警示意义呢？”
    大师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当权力监督失效、制度约束缺失时，再坚定的理想主义者都可能沦为体制的共谋者。
    严嵩的悲剧不只是个人道德的沦丧，更揭示了专制集权下官僚体系的自我腐蚀定律。
    正如史学家韦庆远所说：‘严嵩是跪着造反的权臣，他的贪腐是皇权阴影里开出的恶之花。
    ’当代社会，我们要重视权力监督和制度建设，防止类似的历史悲剧重演。”
    我起身向大师深深鞠了一躬：“感谢大师的教诲，让我对严嵩和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。”
    大师微笑着说：“历史是一面镜子，希望你能从中学到经验教训，更好地理解当下。”